广州是红色资源相当丰富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开展过许多重大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州市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把红色文化的宣传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改变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隶属,扩大纪念馆规模及影响;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毛泽东第六届农民运动旧址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旧址纪念馆等场馆兴办广州市“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然而,可能是由于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到访广州的外地人士,对上述红色资源了解还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广州起义纪念馆,声势与规模不够大;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2006年开始对外正式开放,至今规模以及社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在全国的知晓度还不高。因而如何更多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和史迹,更好地向人们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重大活动和影响,是一件很有必要、意义重大且势在必行的工作。
广州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具有特殊性,而且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62页]。因而,挖掘和利用好广州早期党组织建立过程具有的特殊性,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特殊历史,让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充分认识广州早期党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早期组织、北京早期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也是无可替代的。而对其他各地早期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及研究还有待深化,如长沙、武汉、广州、济南、旅欧、旅日等,这些组织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共同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光荣使命。因而对包括广州在内的这些组织,应该深入认识其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加强研究并扩大宣传。
第二,在广州开展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的影响应得到更广泛宣传。这场论战在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党史著述中都是必然谈及的重要内容。这场论战的地点在广州,组织领导者是陈独秀,展开论战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随陈独秀迁来广州),以及在广州的《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增进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地区乃至全国的声誉。区声白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不得不承认论战失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唯一之手段,此后唯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见《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版],从而使一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第三,陈独秀主持“广州共产党”意义特别。在“广州共产党”成立之前,俄共(布)党员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经北京早期组织成员黄凌霜介绍与区声白取得联系,并在1920年底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成员有九人,除两个俄国人外其余七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12月,陈独秀应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前来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得知该组织无政府主义状态明显,在与该组织接触中,“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62-63页]
第四,“中共广东支部”工作成果显著。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州共产党组织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议定,为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和影响,可在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推举谭平山为书记,谭植棠负责宣传。中共广东支部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谭平山、谭植棠等人的努力下,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如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参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大会的召开等。在大力发展组织特别是重视在工人中间发展党员方面,走在其他省份的前面,到党的二大召开前的1922年6月,全国共有党员195名,而中共广东支部就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杨匏安等32名。[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5-26页]其成员中有许多在中共党史及地方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人所敬仰。1922年间,中共中央决定,广东支部扩大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又称两广区委或粤区委)。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广州市党史及地方志部门掌握的史料,完全有条件组建“广州建党纪念馆”,并在馆内陈设“陈独秀组织开展‘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陈独秀主持成立‘广州共产党’组织”“中共广东支部主要业绩”展厅。同时,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扩大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广州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的宣传,笔者建议组织各方力量抓好几件事。一是挖掘和找准陈独秀1920年12月到1921年9月在广州居住的旧址,建立相应的旧居纪念场所;二是寻找和确认“广州共产党”“中共广东支部”活动时较为固定的旧址;三是挖掘并充实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广州早期党的组织、一直到中共广东支部存续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史迹。
我们应该相信,此项工作的加强与落实,对提高广州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增进广州的红色底蕴与文化实力,必定起到积极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林雄辉,作者系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南方医科大学原人文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