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八庙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八座藏传佛教寺庙的总称。先后于清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间陆续 外八庙建成。当时，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京城三十二座，承德八座，复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包括溥仁寺、溥善寺（现已不存）、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 多数寺院建筑依山建造，在布局上运用了一些特殊手法。例如将轴线对称式和自由式布局结合在一起，巧妙利用地形来解决平面高差问题，叠置人工假山来增加空间趣味等。在平面比例关系上多次运用相似比例图形和矩形的构图，以获得和谐感。特别是普宁寺的后半部布局是一组包括大乘阁、喇嘛塔、小型殿台等19座建筑的群体，组成以建筑物来体现的佛教“坛城”，运用象征手法表达出佛经上的天国世界，这种布局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少见的。
外八庙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八座藏传佛教寺庙的总称。先后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间陆续建成 外八庙。当时，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1]
，京城三十二座，承德八座，复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包括溥仁寺、溥善寺（现已不存）、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
在清代，设总理堪布管辖八庙，堪布住普宁寺东札仓。其他各庙住达喇嘛或副达喇嘛。在这里可以瞻仰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会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庙的身影，还可以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承德外八庙建筑雄伟，规模宏大，反映出清代前期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成就。[1]
1982年，外八庙作为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1994年12月，“外八庙”与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2]
清朝用民族建筑的不同形式，以山庄为中心，象征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象征着“康、乾盛世”的强大和统一。因此，外八庙不仅是中国民族艺术建筑的博物馆，也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2]
藏传佛教是清朝的国教，而蒙古及西北各民族又多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这里藏传佛教寺庙居多，并为供来承德朝见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观瞻居住而建。[1]
外八庙，清朝初年中国藏传佛教在中国蒙和藏地区（包括青海和新疆）势力强大，教徒信仰极其虔诚，佛经教义是蒙和藏人民的精神支柱。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经济上汇聚着大量的财富，文化上掌握着经堂与教院。
清政权为加强对北疆统治，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怀柔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乾隆指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反映清统治者以顺应少数民族习俗、尊重蒙藏上层人物宗教信仰的策略，来实现密切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巩固国家统一为目的战略思想。
避暑山庄自康熙47年（1708年）驻跸使用以后，皇帝每一
河北外八庙(10张)
年秋弥前后均要在此长期停住，消夏避暑、处理军政要务。由此而来大批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每年都要到承德谒见皇帝，参加庆典。借此，清廷便在承德大兴其土木，建造其庙，为前来上层政教人物提供瞻礼和膜拜等佛事活动场所，功能上与避暑山庄相辅相成，互为补遗。[1]
从康熙50年（1711）开始到道光八年（1828），清廷在承德市市区与滦河镇一带敕建寺庙43座。其中，由朝廷直接管理有30座，避暑山庄内有16座：珠源寺和梅檀林、汇万总春之庙、水月奄、碧峰寺、鹫云寺、斗姥阁、广元宫、永佑寺、同福寺、仙苑昭灵（山神庙）、法林寺、灵泽龙王法、西峪龙王庙、涌翠岩、上帝阁。
外八庙2座和滦河的穹览寺、琳霄观，计十四座庙。因穹览寺、琳霄观离市区比较远，今人称谓的外八庙范围
外八庙(14张)
概念又演变为泛指避暑山庄东北部普仁寺和普宁寺等12座寺庙，人云亦云，约定俗成。皇帝敕建寺庙，避暑山庄外部东、南有八座，从东而西依次是社稷坛和先农坛、开仁寺、关岳庙（武庙）、火神庙、尊经阁、文庙、城隍庙；狮子园两座：山神庙和法林寺；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一座关帝庙，此十三座庙系经奏请皇帝批准，地方政权建设管理。文物古建专家一般把避暑山庄内外由皇帝敕建的这43座寺庙（外八庙12座、山庄内16座、狮子园2座、滦河镇2座、山庄外东及南8座，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l座）称为外八庙寺庙群。
在承德避暑山庄东部与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如众星拱月之势环
外八庙(3张)
列着12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大型喇嘛寺庙。这一些寺庙建筑精湛，风格各异，是汉和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这里可以瞻仰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和浏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和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身的身影和还可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当年有8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办事处，又都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12座寺庙的代称。1994年12月，“外八庙”同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内建筑无论是庄严肃穆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和轩、榭、阁，全部采用青砖灰瓦，显示出一种古朴自然风格；而在其周围建造“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琉璃瓦，有一些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景象，这与古朴典雅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不难看出，清代康乾俩帝良苦用心。[1]
山庄西部（滦河镇）2座：穹览寺和琳霄观。山庄东北部12座：溥仁寺和溥善寺、普宁寺
、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其中，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三个庙，朝廷向未安设喇嘛，由内务府管理；而溥仁寺和溥善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九座庙设八个管理机构（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由朝廷派驻喇嘛，京师理藩院管理并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其饷银，清正史文献将这九座寺庙称“外庙”，后俗称为外八庙或热河喇嘛庙。久而久之，清代与民国时期，人们所称外八庙实际泛指避暑山庄外面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所有庙宇。[1]
建造背景
编辑
清朝初年，中国藏传佛教在中国蒙、藏地区（包括青海、新疆）势力强大，教徒信仰虔诚，佛经教义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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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民的精神支柱。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有效地控制着地方政权，经济上汇聚着大量财富，文化上掌握着经堂教院。清政权为加强对北疆的统治，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
“怀柔”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乾隆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反映了清统治者以顺应少数民族习俗、尊重蒙藏上层人物宗教信仰的策略，来实现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巩固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战略思想。
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驻跸使用以后，皇帝每年秋弥前后均要在此长期停住，消夏避暑，处理军政要务。由此而来的大批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每年都要到承德谒见皇帝，参加庆典。借此，清廷便在承德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为前来的上层政教人物提供瞻礼、膜拜等佛事活动场所，功能上同避暑山庄相辅相成，互为补遗。[1]
建造过程
从康熙五十年（1711）开始到道光八年（1828），清廷在今承德市区及滦河镇一带
外八庙(4张)
敕建寺庙43座。其中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有30座，避暑山庄内有16座：珠源寺、梅檀林、汇万总春之庙、水月奄、碧峰寺、鹫云寺、斗姥阁、广元宫、永佑寺、同福寺、仙苑昭灵（山神庙）、法林寺、灵泽龙王法、西峪龙王庙、涌翠岩、上帝阁。
山庄西部（今滦河镇）两座：穹览寺、琳霄观。山庄东北部12座：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其中，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三个庙，朝廷“向未安设喇嘛”，由内务府管理；而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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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9座庙设8个管理机构（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由朝廷派驻喇嘛，京师理藩院管理并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饷银，清正史文献将这9座寺庙称“外庙”，后俗称外八庙或热河喇嘛庙。久而久之，清代和民国时期，人们所称外八庙实际上泛指避暑山庄外面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所有庙宇，即东北部的12座和滦河的穹览寺、琳霄观，计14座庙。因穹览寺、琳霄观离市区较远，今人称谓的外八庙范围概念又演变为泛指避暑山庄东北部的普仁寺、普宁寺等12座寺庙，人云亦云，约定俗成。
皇帝敕建的寺庙，避暑山庄外部东、南有8座，从东而西依次是社稷坛、先农坛、开仁寺、关岳庙（武庙）、火神庙、尊经阁、文庙、城隍庙；狮子园两座：山神庙、法林寺；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一座关帝庙，此13座庙系经奏请皇帝批准，地方政权建设管理。[1]
文物古建专家一般将避暑山庄内外由皇帝敕建的这43座寺庙（外八庙12座，山庄内16座，狮子园2座，滦河镇2座，山庄外东、南8座，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l座）称之为外八庙
外八庙风光（2）(11张)
寺庙[1]
按时间排列，首先营建的是溥仁寺和溥善寺（已毁）。这两座寺院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是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辰请旨建造的。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是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首领噶尔丹煽动的武装叛乱而建造的。
普宁寺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为一般汉族寺庙形式，后部是以大乘阁为中心的一组建筑群。大乘阁内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立像，高20多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雕像。
乾隆二十五年，在普宁寺旁增建普佑寺。
乾隆二十九年建安远庙，俗称伊犁庙，是为新疆达什达瓦部二千余众迁居热河后提供参拜之所而建。此庙有三层墙廊围绕，中为普渡殿，有三重檐，黑色琉璃瓦顶。
乾隆三十一年建普乐寺以纪念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归顺清朝。寺后部是一座“坛城”，下为两层石台，台上建立重檐攒尖圆殿，称旭光阁，阁内安放一座立体坛城模型。
乾隆三十二年建普陀宗乘之庙，作为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蒙古和土尔扈特王公进贡朝贺之所，俗称“小布达拉宫”，西藏达赖喇嘛到热河觐见时多居此处。普陀宗乘之庙仿藏式建筑修造，依山就势，自由布置了众多的红白台和塔门，最后为高25米的大红台。
乾隆三十七年建广安寺（已毁）。乾隆三十九年建殊像寺，寺的布局仿照五台山殊像寺。同年又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的形制建罗汉堂（已毁）。最后于乾隆四十五年建须弥福寿之庙，是为西藏班禅喇嘛到热河祝贺乾隆七十寿辰，特建此庙作为班禅行宫。庙中有大红台建于中部山上，北部建有一座汉族建筑式样的八角琉璃万寿塔。[1]
建筑风格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内建筑无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轩、榭、阁，一律采用青砖灰瓦，显示出一种古朴自然的风格；而在其周围建造的“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这与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不难看出，清代康、乾俩帝之良苦用心。著名诗人陈运和的诗《外八庙》正说明这点：“一个鲜明诗题加上外八首 排成一组列队走 一座北京皇宫统辖外八庙 站成一组景色秀 从康熙一直到乾隆 地处京师之外却具格律的结构 气势宏伟多抖擞 造型独特尽风流 中国各族文化融合肩并肩 汉同蒙藏艺术典型手牵手 迈开团结统一的步伐前进 佛事紧紧伴随在避暑山庄的身边背后”。[1]
外八庙
外八庙(21张)
中的主殿有好几座采用多层楼阁建筑的，如普宁寺大乘阁，安远庙普渡殿、须弥福寿之庙的妙高庄严殿、普乐寺旭光阁等，都是体形庞大的中空式建筑，最高的大乘阁高达39.16米。这些实例反映了中国古代工匠运用合理的构架形式和木材帮拼方法建造高层木结构房屋的技术水平，在中国建筑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
多数寺院建筑依山建造，在布局上运用了一些特殊手法。例如将轴线对称式和自由式布局结合在一起，巧妙利用地形来解决平面高差问题，叠置人工假山来增加空间趣味等。在平面比例关系上多次运用相似比例图形和矩形的构图，以获得和谐感。特别是普宁寺的后半部布局是一组包括大乘阁、喇嘛塔、小型殿台等19座建筑的群体，组成以建筑物来体现的佛教“坛城”，运用象征手法表达出佛经上的天国世界，这种布局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少见的。[2]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如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鸢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制不仅应用了琉璃瓦顶、方亭、牌楼、彩画等汉族建筑传统手法，同时也应用了红白高台、群楼、梯形窗、喇嘛塔、镏金铜瓦等藏族、蒙古族的建筑手法，建筑形式别具一格。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鼎盛时期战胜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