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自雍正帝以后，园居渐成宫廷风尚，尤其是咸丰帝更是常年在此，几乎以此为宫。因为住在集中西园林之萃、景色宜人的圆明园，要比住在宏伟壮观、气象森严，每日必须“正襟危坐”的紫禁城自在、舒服得多。无奈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时正值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当然顾不得重修这座废园。但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镇压下去，便渐起修园之声，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园的修与否，最终却引发了晚清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861年秋，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制度，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体制。奕訢由于在政变中厥功至伟，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权柄赫赫，炙手可热。由于奕訢总揽朝中大权，不久便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明争暗斗，终于势同水火。1865年春，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慈禧突然下诏痛责奕訢，明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诏一出，却引起不少王公大巨、地方大员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尚未掌握全权的慈禧于是召见奕訢，当面训诫后就发谕旨说：“本日恭亲王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所以决定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经此羞辱打击，奕訢的权势与威望受到重创。
奕訢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一直寻机报复。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信， 一贯恣意妄为、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奢华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使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讨好慈禧。由于修园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奕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更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訢的坚持下，德泰、贵祥二人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且于1869年秋违反祖制以为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南下，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执杀。慈禧闻讯大惊，不过碍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施压，只得接受即成事实，但却气急败坏，大病一场。
奕訢
慈禧病愈之后，内务府人员又以太后休养为名，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长期力主修园一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更是为了从中得利。晚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更成为有关人员大捞一把的好机会，所以有关方面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争取兴办各种项目，以中饱私囊。内务府人员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性喜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终使同治帝在1873年秋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但御使沈淮在上谕发出的第三天就上疏皇上，力请缓修。不想同治大怒，再次下谕修园。这两道修园上谕颁发之后，内务府立即行动起来，赶忙雇佣民工，清理旧园，同时命令南方一些省份立即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慈禧当然更是忙碌起来，多次召见有关人员，甚至审议一些具体方案，多次颁发有关谕令。对此，反对者依然不少，不过“帝师”李鸿藻苦谏同治毫无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严告群臣，再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奕訢开始还声言反对，后见如此阵势，深知此次难以阻止，便三缄其口，反而首先“报效”工银二万两，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正式开工重修。不过，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作为北犯中国的跳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外患内乱不断，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连办紧急军政大事的财力都无法保证，此时却还要大兴土木重修圆明园，根本就拨不出款来。与重新修园所需经费相比，官员个人的“报效”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声称愿为修园报效三十万元的木材应急。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本有前科，后来“捐输”得来一个知府衔，但并未得部照。所谓“捐输”，就是用钱买官或官衔，可以直接交纳银两，也可以为地方公共事业捐银，按清政府规定的“统一价格”，以捐银的多少“购买”不同等级的官衔。鸦片战争以前，捐输只是用于特例，如筹措战事银饷、赈灾等等，并曾一度废止。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一直困难，捐输竟变成常例，并日渐成为清政府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李光昭来京贩卖木材时与几位内务府大臣相识，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便谎称自己在许多省份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他便打着“奉旨采办”名义南下办理此事，而且胆大妄为地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的关防。
由于此事办得极不顺利，他只得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签定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木材，先付定洋十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货船到天津后，同治帝闻讯大喜，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迅速运京。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当然不干，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
李鸿章在查办此案时才发现，李光昭不仅根本无力购买这些木材，而且欺骗朝廷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更严重的是，他竟私自以“圆明园监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此案险成外商与“大清皇帝”之间的诉讼，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李鸿章根据有关律令，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
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人们拍手称快。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人数虽多，但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机。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见，面陈利害。经过再三恳求，终得晋见。8月27日， 晋见皇帝时奕譞将折中所陈数条再一一详细讲解，同治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几乎昏厥，为人扶出。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这些初步打动同治帝，同意考虑停止修园。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手中，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同治帝与奕訢、奕譞之间竟然反复辩驳。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同治帝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硃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9月10 日又下一道硃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惇王、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 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消。”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载澂爵秩，当然，对奕訢的惩处“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勋足录，著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因此，当同治帝在几个月后（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深违祖制，采取一系列手段强立载湉（光绪）为帝以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曾经权倾一时的奕訢此时却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日渐成为晚清政坛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一旦最高统治者决定要上某项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因为事关最高统治者的颜面和权威。而且，由于政争不能透明、公开，所以各派政治力量经常借机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围绕着“工程问题”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使政治格局发生某种变化。在这种背景中，“工程”就成为“政治”，所以对一些重大工程是否应当立项便很难作比较科学、客观的评估。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更是“政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