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承认了在塞班岛参与了赌博，从金立“借用”了资金，但否认了赌输100亿的说法。对金立的倒下，他站在自己的立场分析说，直接原因是资金断裂，而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公司都在亏钱。
11月24日，香港的一个平常周末。港岛午后日光和煦，在香格里拉酒店宽敞的大堂，港岛的富人们沉浸在现场乐队演奏的舒缓音乐中享受下午茶。距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月时间，这里已经装点上圣诞树。
几次变更约定采访时间后，e公司记者终于在这里见到了风波中的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他到得较早，就坐在大堂咖啡吧靠落地窗的沙发上，带着耳机低头打电话。近一年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刘立荣体态和此前变化不大，脸色略显憔悴，穿一件雅狮威高尔夫球衫，桌上放着一壶绿茶。
此时，距上一次他在公共面前露面已经一年。去年11月，金立曾包场深圳卫视演播大厅，刘立荣与当红影星刘涛同台发布了8款手机。当时在小范围内已流传金立陷入危机的消息，直播里的刘立荣镇定自若，仿佛在对外宣示金立一切正常。但一个多月后，当舆论哗然刘立荣陷入赌博传闻时，金立已深陷债务危机。
从今年1月起，刘立荣已经在香港滞留了10个月，租房隐居在港岛某处。他在香港也没有切断和深圳的联系，时常会约见一些金立高管、股东，甚至债权人。作为掌舵者，在金立大船下沉的时候他也曾试图扭转金立和他自身的命运转轮，但寻找战投接盘的愿望在7月被磨灭。当前他已经从董事会出局， 随着金立将进入破产重整，刘立荣个人命运可能也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次短暂的碰面，刘立荣像往常一样态度谦和，说话看不到情绪起伏。对一些敏感话题，坦然地说出一部分真相：
一方面他承认了在塞班岛参与了赌博，从金立“借用”了资金，但否认了赌输100亿的说法。
对金立的倒下，他站在自己的立场分析说，直接原因是资金断裂，而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公司都在亏钱。
塞班之谜
刘立荣再次走进舆论关注，是因为近期《界面》新闻的报道援引了一位接近金立股东的人士说法称：“刘立荣在赌博上输了超过100亿，股东们推测其挪用公款数目可能在60亿左右。”甚至，在塞班岛上，一把牌输掉了7亿美元，信息让人瞠目。
输掉100亿是金立倒下的真相吗？ “商界棋王”是何时开始沾染了赌博？在塞班岛，刘立荣和赌场大亨纪晓波之间发生了什么呢？我带着公众关注问题问他，但是他对这个话题感到非常敏感。
“ 我现在想的就是放弃，对于金立和这些传闻，我不想对外回应任何东西。我最好变成一个隐身人。”在一开始对话的时候，他已经认定，对外回应任何有关赌博的事，都会戳痛自己的伤疤。尽管他个人铸成大错殃及众人，但应该按照重整程序处理，回应这些事情也可能不利于重组推进。但是赌输100亿的说法确实让他感到不快，所以在对话中他还是对塞班的传闻回应一些信息。
“ 参与是有的，但是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如果是真的，博华（指纪晓波家族控制的博彩公司博华太平洋）股价都要大涨了。在国内能有几家公司拿的出100亿？”他对赌博输掉100亿的说法否认态度坚决。
刘立荣究竟输了多少钱？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思考了一会，然后用很轻的声音说：“十几个亿吧。”躲避了这个话题很久，他本人终于坦承参与了赌博，对他来说，这可能需要一些勇气。
但这是准确的数字吗？可能难以确定。在难以求证的时候，每个人都存在美化自己的动机。但是单就在境外赌博的行为，按照法律适用的属地原则并不违法。他是否要承担责任，应该关注其是否存在对金立的资金挪用。
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也否认了从金立挪用60亿公款的说法。而是说： “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他没有说出从公司挪用资金的准确数字，只是称“大概十几个亿”。 可能为了佐证他的说法准确，他补充说，金立下个月就可能进入破产重组程序，这些账目都会公开的。
他首次向e公司记者坦承自己使用了金立公司的资金，但在讲述这一行为时，叙述为“借款”。“这个辩护性质的说法似乎听起来有些无力，但对他的个人命运来说，是借款还是职务侵占，裁定结果可能会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一财经日报披露出来的一份疑似金立主要资产及抵押情况的图表中，提及金立财务中有14.3亿元为控股股东刘立荣来往款项。同时也有人怀疑这一数字过低，刘立荣还有可能将挪用资金做到了应收账款中，因为在这份看起来比较合理数据中，2017年底应收账款有28亿元。在e公司的补充采访中，刘立荣对此没有做评论。
有关塞班岛，刘立荣零碎的叙述中提到，在塞班岛输钱发生在2017年的1月（有接受记者采访的金立原管理层称，应不只此一次。），其中参与人确实有传闻中的博华太平洋老板纪晓波，刘立荣说：“我和纪晓波之间是平的，我没有给纪晓波钱。”按照他的话说，他确实欠了纪晓波钱，但是没有支付，而是支付给了其他的参与者。
富豪赌桌上的故事可能非常刺激，但对赌桌上最大推掉过多大筹码的细节，以及资金是如何划走的？ 侵占资金是否全部拿去偿还了塞班欠下的债务？在被继续追问一些细节时，他摆手表示拒绝回答，表情像是被揭到了逆鳞。
刘立荣所说的博华太平洋（01076.HK）塞班赌场，财报披露大部分贵宾客户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韩国。博华太平洋的财报显示，在2017年有一位客户为其贡献了21.8亿港元的贵宾厅收入，占博华太平洋全年总收益的16.5％。在2017年末，博华太平洋最大的债务人欠款10.9亿港元，前10大债务人欠款18.67亿。逾期6个月以上账款超过70亿港元。
这些数字之中有没有他的影子，刘立荣讳莫如深。不过在谈话中，他对自己的赌博行为表示非常懊悔。“赌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沾，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光是在于涉及多少钱，它会对你的品行定性，让一个人人格破产。”
金立倒塌
刘立荣污点曝光的时候，金立的倒塌让400多家债权人蒙受损失。但真的是因为刘立荣“借用”了十几个亿，金立就撑不住了吗？
在2016年金立发行规模为10亿的私募债“16金立债”时披露的财务数据，2016年，金立营收达到270多亿，净利润13.3亿，当年现金余额为7.3亿。2017年上半年，金立营收则为150多亿，净利润则为7.6亿，现金余额10.3亿。
就这样一份报表看，金立财务状况是相当健康的，金立的死亡之谜究竟是什么？
在与e公司记者的对话中，刘立荣对金立落得今日局面有他的说法。“在2017年开始金立和供应商之间的往来一直是比较紧张的，有些供应商听说我参与赌博的事情之后，就用断供、申请保全资产的方式逼迫金立还钱，在2017年11月份，我自己筹措了1个多亿投入到公司，已经无济于事。“
他讲到，在2017年11月份，摄像头模组最大供应商欧菲科技开始对金立停货，生产一下“休克”。在断供之前的8月份，金立在国内市场回款一个月接近20亿，到了11月份下降到13个亿，12月份就不到5个亿，到今年1月份就全断了。公司运营就停了，然后更多的债权人扑了上来。
说完这些，刘立荣思考了一阵，话锋又转了。“其实，如果没有这次资金问题，金立以后会怎么样也很难说。”
2007年高交会上的金立手机
“到今天这个局面，本质上是因为金立手机多年都在亏损。在功能机时代金立盈利能力是比较好的，2007年利润有5个多亿，到2011年利润在3亿到5亿之间，其实这个时候规模其实并不大。反而后面转型做智能手机，从2013年开始以来就一直在亏损，费用大，产出不大，持续负现金流，一直在通过银行输血。”刘立荣说，在2013年到2015年，金立平均起来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个亿，到2016年和2017年每个月亏损不低于2个亿。”刘立荣的这个说法让人感到惊讶。
谁能相信一家曾经年出货量近4000万部手机、接连聘请明星代言的手机大厂，一直在亏损的状态？而且按照刘立荣的说法粗略计算，从2013年到2017年底，金立累计亏损就有约80亿。亏损80亿的情况下企业还能够支撑下去？刘立荣是否在为自己开脱呢？记者提出质疑。
刘立荣回答说：“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公司银行贷款一直在增加，虽然亏损但企业经营的流水一直在流转。你可以看看，国内很多小打小闹的手机公司每年在亏损多少，我们是大打大闹的几千万部，这几年投入了这么大的费用没冲出来。”
听起来有些离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信度。 只是主业亏损情况下，“16金立债”递交的财务报表经过了怎样的会计处理方法就不得而知了。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金立这家民营公司，持股41.4%的刘立荣长期以来是绝对权威。有已经离职的金立前管理层对e公司记者表示，在金立，可能只有刘立荣和他的同学——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清楚公司的财务情况究竟如何。在今年10月26日，两人均被列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对刘立荣所称，金立长期在亏损状态的说法，e公司记者咨询了几位金立的高管，一些高管表示了质疑态度，但是没有太有力反驳，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接触过金立的财务报表。但是也有听起来对刘立荣的说法有些支撑的声音。
从2009年起在金立东莞工厂负责生产副总裁李三保也在10月份离开了金立。他在11月25日接受e公司采访时表示：”作为职业经理人角色，我没有看到过财报，但是金立在从功能机进入智能手机时代之后，情况都并不理想，整体反应体系和竞争对手相比弱了不少，只有像M系列这样的产品利润尚可，但低端机还是占据了大多数，在整体利润很薄的情况下，为了冲上去坚持高举高打，每年营销投入都比较大。其实感受上公司每年都很辛苦，我听到盈利的年份不多。这样再有资金抽走的话，影响就比较大了。“
李三保称，2017年金立规划平均每月生产400万部手机，但是在1月份就感到产线方面供货比往年吃紧，到当年8月不断出现一些供应商威胁没有回款就不再供货，到11月份发生供应商诉讼事件后，生产就基本停了下来。”最巅峰的时候这里有1万3千多人，都是一步步辛苦打拼下来的，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
刘立荣在今年1月份通过社交软件接受e公司采访时称，金立资金链问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和2017年营销费用和投资费用投入超限，2016年至2017年金立营销费用投入60多亿元。在参与赌博的行为逐渐明了之后，刘立荣当时的这个说法自然也被质疑。比如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2016年广告投入费用大概10个亿左右，2017年只有7-8亿的预算。
很多人都认为是刘立荣把责任推卸到金立负责营销的团队身上。对这一说法，刘立荣对e公司记者回应说：”其实现在只在打官司的广告费就有10几亿，这只是营销费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大头，地面网点的营销投入才是大头。2016年2月份开始，金立启动全球换Logo、启动新品牌，营销费用是比较大的。我没有推卸责任给营销人员，其实每一笔钱都是经过我花出去的。”他仍然坚持称：“过去两年营销费用有六、七十亿是不夸张的，空中，地面，物资，海外这些部分加起来投入超过40亿。”
一些接受采访的金立员工对刘立荣的话仍有怀疑，但没有人拿出可靠的反驳依据，这个话术一时难以查证。
李三保则分析：“当时做品牌，坚持高举高打的做法我认为是对的，关键是出货量没有达到预期，比如说2017年销售目标是5000万部，做市场的投入规划也是按照5000万部的量做计划投放，没有做到这个量的话，超出的费用支出自然就把盈利吃掉了。”
只跟随，无突破
金立是一家年代很久，找不到特色的手机公司，很难在其身上找到某种独特品牌和产品气质。
2015年12月份，记者与刘立荣在东莞有过一对一交流，他对竞争残酷有着清醒的认识。“接下来两三年是两个集中，销量向品牌集中，向明星产品集中，两三年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全球手机会有6到10个品牌，谁会生存下来看各家本事。”
当时刘立荣刚回来操盘手机业务半年多时间，充满着生存焦虑，提出“生存大于一切。”
通过定义M5手机，金立纠正了以前金立总裁卢伟冰主打超薄、时尚的路线，走商务机路线。实际上是跟随华为手机的路线。2014年10月，华为Mate 7成为年度爆款手机后，嗅觉灵敏的刘立荣立刻指挥团队，跟进产品，M5、M5 Plus之后，又有M6，成为一个商务系列。
华为Mate 7当时主打指纹安全、大屏和超强续航。“Mate7应该是我们的菜。”刘立荣分析，“我们2013年做了X817，是一款全金属机器，2013年底做了一个T1，带指纹识别。但是2014年没有迭代，如果2014年把这两款机器一迭代，就是Mate7，金属+指纹识别。可是我们2014年走了超薄方向。”
2014年和2015上半年，刘立荣工作重心没在手机上。那两年，他主要做投资、金融，“也做得不错，比如前海金立大厦，成本不到15个亿，现在价值超过50个亿。”
是不是这段时间刘立荣爱上了赌博，无从知晓，可以肯定一点，巨大账面财富没有让刘立荣膨胀，他感觉手机行业上的输赢更大，需要重新抽身面对。不过，手机行业节奏飞快，重新掌管手机的刘立荣能打的牌并不多。
与OPPO、vivo梯度培养老中青人才相比，金立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偏爱老人，比如管理生产的李三保，是与刘立荣多年“战友”，在生产、研发、营销、渠道等等重要环节的都缺乏鲜新血液，新人方面刘立荣只延揽到营销领域的俞雷。
作者问起刘立荣研发投入，这让他一下子变得尖锐，反讽作者对金立“不太熟悉啊！我们这几年研发投入越来越大，深圳总部的研发团队已经达到了1500人，虽不能算大，但可以承载软件、硬件、定制开发等等一些能力。”
华为有自主研发的麒麟处理器芯片，OPPO有自研闪充和超级闪充，小米率先推出全面屏，vivo也以整合而来的屏下光学指纹，当前拼杀能留下来的大厂都有一两门独到的功夫，金立缺乏这方面底蕴和积累，以及突破性技术创新。
差异化战略落实到金立手机上，只变成对电池容量的数量增长，还有之于安全的手机加密芯片。安全本身其实是一个基本需求，并不能构成吸引用户的强烈吸引，金立借着M2017手机猛烈推广一阵后，成效不彰，只卖出10余万台。而这款贴着鳄鱼皮的产品，与主流手机创新方向格格不入。
他明白手机竞争残酷性，“一两个正确决策，会把企业带到一个高度，一两个错误决策，非常庞大企业从有到无。小米起来多快，华为起来多快，诺基亚倒下去到消失，多快！”
2017年11月，刘立荣出了一记昏招。当月发布会上，金立手机M、S、F、金钢四大系列，一口气推出8款全面屏手机，研发、生产和销售都疲于奔命，全面屏既没有那么早来，消费者选择太多，也无所适从。
“现在看来，有一种可能，他当时已经在牌桌上赌输了，所以要在产品上赌一把，最好是希望能赚回钱一部分钱来。”金立前员工黄乐分析。
通过多发全面屏产品，赌概率，东边不亮西边亮，迅速获得回款，走出绝境、挺过难关，在金立人看来，这或许是最接近真相的事实。
不过，激烈竞争的市场没有给刘立荣足够时间。乐视手机拖欠大量货款是前车之鉴，手机产业链上的供货商已成惊弓之鸟。
欧菲科技率先通过公告捅破了金立欠货款6亿元。然后这成了一股金立止不住的暴风。
刘立荣在手机界超过16年，常以打不死的手机界老兵、深圳“小强”自居。他也常说，手机公司需要灵魂人物坐阵，“一个企业今天这人做主，明天那人做主，在手机行业一定混不下去。”
这次暴风雨超过了“小强”可承受的限度，超过了灵魂人物掌控。
渠道反水、印度失利
远在云南的金立分公司销售总经理邓彬很快感受到压力。2018年1月16日，有媒体开始报道金立董事长刘立荣41.4%的股权被法院冻结，元件器供应商欧菲光因金立拖欠款项，向法院申请保全，冻结部分资产。
邓彬说，“压力非常大，不知道暴风雨来的这么快，这么猛烈。”负面消息影响不断扩大。终端渠道、销售层面客户担心金立出问题，库存和卖出去的手机维修、售后无人解决，从而少拿货，有些人退货。
情急之下，邓彬团队与海信开始接触，成立合资公司。毕竟做了10年代理，邓彬如何与金立董事长谈这个事呢？
“没有组织开会，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谈不谈的问题，可能都已经成为一种默许了。”邓彬说。当时，刘立荣已经驻足香港，遥控指挥国内事务。
如果说产品上跟随华为为主，金立线下渠道做法与OPPO、vivo类似之处。但是，不像OPPO、vivo的渠道与公司互相参股，“厂商一体系，”金立的渠道采取分公司制，独立自负盈亏。因而做不到公司有难、渠道力量反哺公司，无法做到有难同担，只得大难临头各自飞。
金立至今16年，以区域独家代理为主，逐步建设了从一线城市一直到乡镇村级市场的布局，顶峰时期有超过7万个合作网点、5万余个专区、20万节专柜，同时还配备了4万名的专业导购人员。只不过，大多数线下市场，都由OPPO和vivo把控，只有像云南和东北一些偏远地区，金立获得相对优势。
来自赛诺中国的数据显示，一度金立在中国手机开放市场的份额排在国内品牌前四名，仅次于华为、OPPO和vivo。
一方面，人海战术可以使销量上升，一方面线下销售队伍庞大，本身也是负担。有媒体报道，危机爆发后，有供应商找到刘立荣，2017年上半年还有利润公司，为何突然欠下巨额债务？
手机行业要么靠过硬的差异化获取较高硬件利润，要么通过平价产品占据更多市场份额获得软件预装和互联网服务费用。从金立2016年最高年销售量3600万台看，正好卡在不上不下当口。上有年销量超过8000万台的华为、OPPO和vivo，下有魅族、360和一加等。再加上金立从来没出一款销量过700万台的爆款，赚钱能力比不上OPPO和vivo。
刘立荣告诉前去讨债的供应商，金立一直在负债经营，只是外界不知道。
2017年，小米在国内市场也是大幅下滑，但是小米凭借全面屏MIX手机在产品上拉升了品质，在印度市场，小米以低端机充量，通过当地管理者印度人马努，复制了小米2014年在中国市场的成就，从而让小米重生——保证出货量，才可以在手机牌桌上继续玩下去。
类似的命运未能发生在金立身上。金立在印度市场耕耘最早，但是2016年之后，线下打法不及OPPO、vivo凶狠，投入大。线上不如小米性价比精准定位，铺量求生存。从国内市场转去的负责的前总裁卢伟冰未能扩大金立在当地市场领先优势，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刘立荣对此做出调整，最终卢伟冰淡出金立。
这样，金立的日子一直勉勉强强，有时发债度日，根本没有积累足够抵御大风险的充足资本。
2018年10月28日是刘立荣另一个难关，因为金立2016年发行的10亿元债券就要到期。当时债券资料显示，2016年，金立营收270多亿，净利润13.3亿，现金余额7.3亿。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刘立荣不想走破产清算，而是希望能够重组，希望供应商配合。
供应商们也愿意金立重组，毕竟重组，他们就有希望拿到欠款。供应商们当场表态，“即使金立倒下了，但刘总不能倒下，供应商会支持刘总”。其中的一些供应商与刘立荣合作了10年、15年，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让刘立荣非常感动。
AI财经社援引一位供应商回忆，他中途和刘立荣去外面转了一圈，抽了一根烟，问了关于赌博的问题。刘立荣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但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
作者曾问刘立荣，是否会有几个指标来保证“生存大于一切”？刘立荣第一个提到的是“企业如果出现内斗、帮派就不行了。”依次是分配机制处理、创新力的保证等因素。
他担心的事最终发生了。
2018年11月23日，据《界面》文章《复盘金立死亡之谜》报道，2018年11月20日，近20家金立供应商经过长达几个月的上门讨债后没有结果，向深圳中院提交对金立进行破产重组的申请。同时称金立第二大股东卢光辉主持召开了股东会议，会议已经明确，金立董事长刘立荣、财务总监何大兵要离开金立董事会。“在金立，大大小小的自然人股东有18人，踢走刘立荣已成共识。”
2015年底，刘立荣重回到金立主导手机业务，推出最新旗舰手机M5 Plus，发布会当天，他去工厂看到成群的工人下班，那一瞬间，责任和义务、得失与存亡涌上心头，让他感动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