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诗精神源自21世纪汉语诗坛的诗歌潮流，诗人海子率先提出大诗主义，2007年诗人曹谁发起《大诗主义宣言》，宣言提出“天人合一，融合古今，何璧中西”的大诗理论。其理论中所蕴藏的大诗精神蕴藏着道家文化思想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为新时代诗歌创作带来新的启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思路。“不忘本来”是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精神；“吸收外来”是汲取和借鉴所有良好外来文化，充分利用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面向未来”是在新的国际发展形势中实现中外融合；这和大诗精神中的“融合古今，合璧中西”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极大变化，只有处理好“本来”“外来”“未来”三者间的关系，并实际应用到治国理政中，才能促进我国进一步发展，使广大群众安居乐业。本文通过文献法、资料总结法等探索大诗精神与新时代理政方针的共性，为我国时代发展和优秀文化传承带来更多启示和见解。
关键词：大诗精神；理政方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新时代
引言:大诗精神源自大诗主义，大诗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诗人海子所提出，后期得到曹谁、西原、西棣等诗人的推崇，大诗主义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融合古今，何璧中西”，这也是大诗精神的关键所在。海子作为一名创造性诗人，他所追求的是“伟大人类”的精神，大诗之大，是人类主体在某个瞬间融入到自身宏伟中，融入到宇宙意愿中。整合音义，和合阴阳。在他心目中，诗歌创作没有国界之分。西方偏哲思的诗歌和东方偏抒情的诗歌相融合，也是在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大诗精神的精髓在于体现多种文化属性的联结。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存在极大的差异，若想要实现文化融合和大诗成就，需要在大方向中把握不同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了解整个时间链条的重要节点，真正做到胸怀古今。只有如此，才能创出意境高远，随物赋形的诗歌，为我国文坛发展注入更多力量。
而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提出的“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畅想未来”的思路，充分彰显了中国气派和风格。新时代背景下，想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做好科学的政治决策，规划好科学的政治方针，闭门造车难以实现进步，只有立足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资源，去不断吸收其他国家的理政经验，转型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理政智慧。才能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下获得更多机遇。中国之大，在于继承民族性，彰显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概括起来就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笔者看来，“不忘本来”是坚持利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吸收外来”是汲取和借鉴更多的优秀外来文化，为科学治国带来更多借鉴；这与大诗精神中的“融合古今，何璧中西”存在紧密的共性。都是立足本土资源，吸收外来净化，为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思路。基于此，本文系统通过探讨大诗精神和新时代理政方针的共性，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文坛创新发展提供更新颖视角。
一、大诗精神与新时代理政方针的文化共性
在国家发展和文明进步过程中，文化交流与融合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地区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力也具有积极影响作用。文化交流不但能促进文学的创新，为治国理政带来更多经验借鉴，也能促进国家民族统一，将我国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一）大诗精神致力于“合璧东西”
大诗精神的本质是“取精去糟”，对文化并没有偏见，曹谁在《大诗主义宣言》中也明确提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聚汇贯通”是大诗的基本要求。我国自80年代以来，诗坛萎靡不振，相比起古代诗坛的繁荣昌盛，现代的诗坛更多是在“啃老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堆砌辞藻，这也是海子等一种先锋诗人提出“大诗”理念的重要原因。大诗是对比小诗来说一种文体状态，简而言之，大诗要有大情怀、大理念，是兼容并蓄的一种开阔。而小诗则更专注于细微之处的察觉，更专注于本国文化，从本国历史文化中进行创新，大诗相较小诗之大，并非因呈现的实体不同，而是其呈现的内涵不同，它们一个是源自本国文化，在本国历史源流的基础上去编撰，一个是立足本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化为己用，“合璧东西”让大诗不仅充满大爱，大气魄，更让大诗的创造走出新的路径。文学发展并非一成不变，海子、曹谁等诗人提出大诗主义，从大诗主义中提炼大诗精神，就是希望后来人能摒弃小思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涵进行拓展，将西方哲思诗歌中的“精华”融入到中国诗坛中，走中国文学创新性发展之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和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大诗精神的本质是“合璧东西”，这不但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思想，也是实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新时代理政方针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战火摧残，积贫积弱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中国政治发展也几经更迭，从最开始“中体西用”理政方式的失败，到后来“立足外来，拒斥本来，面向未来”文化模式的衰亡，都是在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逻辑铺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国先是警醒不能“以俄为纲”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后经受大跃进和文革的悲痛教训。一路走来，我国反复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进行批判性借鉴，最后确定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该方针的事实深度发挥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优势，使市场经济发展理念逐步和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相融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改革新时期。
而同比俄罗斯，则是完全照搬美国模式，俄罗斯原来的计划经济直接走向市场经济，这种直接“刨除本来”，盲目“吸收外来”的方式使俄罗斯的经济不断遭遇到危机。我国从邓小平主席开始，就一直在解放民族思想的大道上奔行，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发展到极致，在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汲取更多力量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走越宽。由此可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新时代理政方针，是助推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腾飞的关键力量，总结这一过程的历史逻辑，这和大诗精神中的“融古贯今，合璧东西”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两者的文化共性所在。
总体来看，两者都是立足本国资源，提倡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和理念，来实现诗坛和国家快速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崇洋媚外，而是将向西方学习作为提高自身发展效率的手段。大诗主义是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为中国文学发展、诗坛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和创造力，不要一味吃老本，彰显出文学的大气魄。而新时代理政方针中的“不忘本来，吸收未来”也是立足本国实际，去吸收其他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优良做法，然后将符合国情的相关经验或方式融入到国家建设中来，使我国国力实现真正腾飞。
二、大诗精神与新时代理政方针的实践共性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文化风俗不同、气候环境不同，人们的审美也存在不同。以提出大诗主义的诗人海子来说，他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从小在农村长大，他所写的诗句有很多都跟农村有关系，例如《太阳·土地篇》《九首诗的村庄》《麦地与诗人》等等。他大诗主义的核心是从日常小处着手，借以表达出更大的内涵，如关于生命的意义。所以大诗的美在于社会道义的担当，在于对生活百态的大爱。而对新时代理政方针的审美，离不开“本来”的现代化和“外来”的本来化。
（一）“大爱”是大诗精神的实践本质
大诗精神中的大爱包罗万象，就像诗人海子，他爱土地、爱村庄、爱生活的一切，他更爱民族传统。海子对于诗歌的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传说》、《河流》等长诗的创作，基本立足于民族传统，精神上更趋于东方的水性和母性气质。到后期创作的如《太阳·七部书》等是以民族经典文献为主，精神上更趋于火性、父性的特征。“大诗”一词作为诗人海子的独创，是海子诗学的构建核心，“大诗”不是宏大的构思、不是超长的篇幅，而是一种伟大的人类精神，这种人类精神是“爱”。海子之所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中，其目的是想要革命中国诗歌，为中国诗歌赋予前所未有的情怀，助推中国诗歌实现更大发展。
为实现自己远大的诗歌梦想，海子日以继夜的学习和创作，而支撑他创作支柱就是“大爱”，是尽快让中国诗歌走向正途，摒弃口水诗和独白诗，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击撞所形成的，发展至今，中国诗歌仿佛走入误区，尤其是二十世纪中下叶的诗歌普遍缺少对大社会、大历史的关注。曹让倡导大诗主义，就是希望调动当代诗歌文化，致力于文学艺术，通过大视角察觉小世界，进而激发个体生命内在需求，实现个体生命内在魅力的外化，这也是大诗精神的审美本质。
总体来说，海子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大诗，一种融合有中国行动，成就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大诗理想的前提是充分的想象，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魄力和胸怀。八十年代，我国诗坛对传统文化已有了清晰的认知，而这一认识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随着文化自信等理念的推广普及，全球化大背景下，“大诗精神”中的“融合古今，合璧东西，随物赋形”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在彰显一种大爱，这大爱里蕴藏的是对“文化”的海纳百川，更是在为中国新一代青年提供新思路、新知识、新视角，让中国诗坛生命力愈发强盛。大诗精神不是虚无缥缈的，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引导我们用实际行动去践行，积极参与诗歌运动，积极传播中国诗歌，让中国文化遍洒世界每个角落，时时刻刻镌留于中华民族心中，作为中华血脉的延续。新时代呼唤大诗，大诗发展，文化发展更寄望时代，大诗也必将回馈时代，化作熊熊文化之火，在世界燎原，以中国式新诗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
（二）治国理政的实践本质-“本来”现代化与“外来”本来化
“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乃是两种不同的含义，看似各有区别，实则颇有相融合之处。当前，中国的本来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现代生命力精华。而吸收外来文化，我国已经颇有经验，最典型例子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化为己用，形成了马克思中国化，马克思中国化在助推国家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给治国理政提供诸多方向。由此可知，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助推我国更好发展。而转化和创造中国传统文明精神，是为固本，让人民永远铭记我们是炎黄子孙。实际上，我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结合，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最好写照。
中国人经常说：“相反相成”，所谓相反是指两个矛盾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排斥。而相成是在特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紧密联系，进而获得同一性。我国从建国以来，治国理政的道路几经变化，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攻坚，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是立足本来资源，吸收外来资源，在本来和外来的相互贯通中取得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诸般成就，进而建立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推动中国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契机。
由此不难看出，治国理政方针的实践离不开“现代化本来”和“外来本来化”，现代化本来是中国汲取原有历史，根据时代变化所凝萃的现代生命力。而“外来本来化”是将原本西方的优秀文化转化为自身力量，让外来变成本来，在本来增厚的同时，不断再吸收外来，宛如筑河坝般，不断加固“城墙”。新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很多不同之处，中产阶级的崛起，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国际贸易的日益紧密联系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起，这些都是马克思所始料不及的。但中国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又汲取西方外来优秀文化，通过中西合璧凝聚出的力量，为治国理政不断地提供素材，为治理国政方针的推出不断贡献力量，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别开生命的道路，让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繁荣富强。
总体来说，无论是大诗精神的“融古贯今，合璧东西”还是新时代理政方针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其最大的共性就是敢于学习，敢于创造，绝不固步自封，而在利用和发挥本身资源的同时，持续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使之助推中国国力发展，只是“大诗精神”更多是为诗坛、文学发展而献力。治国理政方针是把握全局，通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方式让中国能更好地面向未来。为什么不论是“大诗”还是“治国理政”都敢于吸收外来文化，敢于合璧东西呢？因为我们对中华优秀文明充满自信，我们坚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能吸纳一切外来文明，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创新再生，在文化交融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文明中蓬勃发展，从而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结论
综上所述，大诗精神和新时代理政方针看似风牛马不相及，实则其理念具有许多共性，两者虽然所占方位和高度不同，但都提倡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通过中西文化合璧，为中国发展蓄力。本文从文化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两者共性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无论是大诗精神，还是新时代治国理政都十分重视文化交流，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经济也好，中国社会也罢。都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让理性应变、自由开放、求实务实的中国精神得以传承。让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的大诗精神与之赋能。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逐步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全面复兴，成为人类价值的见证人和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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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山宇扬，字山君，号华年。曾用笔名莫尘、幼庚。中国青年作家、诗人，共青团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国际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大诗刊》编委、《诗文化》签约作家、《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长春分会秘书长、政报文史资料馆学术委员、政报（上海）红色文化中心研究员、清北工匠研究院文学理论课题特约研究员、《北京政报》、《山东政报》社高级顾问、王蒙文学院学员。曾获CGT全国汉语作文暨现场作文大赛总决赛二等奖，获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Aihole历史学、演讲和语言艺术学证书。作品散见于新华社、中华网、CCTV华夏之声、CCTV中视文化、《人民日报》、《共工日报》、《印度时报》、《洛杉矶时报》、《欧洲时刊》、《美国连线杂志》、《上海商报》、《信阳晚报》、《青年文学家》、《鄂州周刊》、《楚天声屏报》、《中国诗歌观察》、《华夏诗歌新天地》、《北京数字报》等各大书刊、网站。另有多篇论文及文学研究成果发表或转载在政府门户网站。诗歌选本《尘语》、《北腔北调》被联合国世界传统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永久收藏。近几年受邀参加了“联合国中文日”等国内外活动，于二〇二三年荣获“青年文艺家”荣誉称号。他是大诗主义的新锐，世界诗歌运动倡导者之一。